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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谷芳/惟在氣象(下)

2019-02-20 06:00聯合報 林谷芳 文.圖片提供

達磨圖:禪畫中的達磨,或獨坐大雄,或目光如電,或睥睨視人,或慧黠詼諧,皆直顯氣概...
達磨圖:禪畫中的達磨,或獨坐大雄,或目光如電,或睥睨視人,或慧黠詼諧,皆直顯氣概,在禪之生命風光外,亦映現著唐五代宗門生殺予奪的時代氣象。(日本禪僧墨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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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氣象,就說恢宏,就說開闊,生命的格局大,生命的境界寬,能不矜細節,胸羅萬象,這才叫氣象。而要如此,就要能吞吐,能出入,能鐘鼎,能山林,甚至能世間,能出世間,最終更何只吞吐出入,還都成為一事。

這樣的文化與生命跨度出現在唐代。

中國歷代各有丰姿,後世人因個人情性乃各有所愛,談美學常舉宋,說思想常舉先秦,言樸實的說漢,數風流的推六朝,但論氣象、說吞吐,卻不得不舉唐。

下面的幾件事可以看出唐的氣象來:

作為大文化體,中國文化之成其大,其實歷來都有四鄰文化融入其中,但直承外來,且之後又深深影響中國人宇宙觀生命觀的,則只有從印度傳來的佛教。後世談中國文化,因此不能只說先秦諸子,必得是儒釋道三家。

釋家之成為中國文化重要之組成,我們常覺順理成章,其實不然。儘管佛教與魏晉玄學有相接之處,初入中國時佛法之被理解也曾經歷以老莊釋佛的「格義佛教」階段,但人間性的中國文明與出世間的印度文明原有其本質不同處,這也是儒家自始至終總一定程度排佛的原因之一,因此,來自印度的佛教真要能融入中國文化,中國人還非得有開闔大度的胸襟不可。

這胸襟出現在隋唐。唐時興盛的大乘八宗,基本就是在中國建立起來的東西,儘管其中的三論、法相、密、律,都有濃厚的印度色彩,但海納百川,終於也出現了天台、華嚴、禪這等十足十的中國宗派。而雖說十足十,其實是將印度的超自然與中國的人間性作了超越性的融合,開啟的何只是佛學的黃金時代,更直就是思想與生命的黃金時代。

在此,禪是一個極致的代表,出世間是超凡入聖,禪更超聖回凡,終至凡聖雙泯,世間與出世間打成一片。

佛教之外,唐代的樂舞也是個明顯例子。隋唐的九部伎、十部伎絕大多數是胡樂;唐時的首樂是琵琶,段安節的《樂府雜錄》因所錄多是長安琵琶樂人之事,乃又稱《琵琶錄》,而琵琶正是歷史中唯一可抗衡於古琴的樂器。琴以韻長、琵琶以氣勝;琴山林,琵琶江湖。兩者在歷史中相互頡頏消長。而到如今,琵琶,更已成為不折不扣的中國樂器。

談唐,就不得不說長安。長安是當時全世界最大的城市,人口百萬,諸族盡匯於此,還有胡人專屬的居住區。它的大氣,影響著奈良時期的建築,知名的東大寺儘管重修後已非唐時原來模樣,但從其規模亦可想見一斑。而奈良法隆寺前也正有著類似當年長安的街道,雖只短短數百公尺,十幾戶人家,但其風華,卻讓人由之可想像依此放大百千倍的長安城樣貌。

這是唐代,海納百川,但如果你以為唐就止於此,可就錯了。唐代的偉大成就尚有中國後世常不見,卻是根柢關鍵的一項,那就是:唐代是唯一儒釋道三家鼎立的時代。

唐的佛教盛,諸宗並秀,但雖有武則天這般崇佛之帝,其興也,關鍵更在非官方的力量,所以神秀貴為「兩京法主、三帝門師」,所弘北宗,仍為庶民的南宗遠遠超越,而其間的盛衰易位,也絕非如胡適般宗外人士所以為的是神會在官方使力之功,事實上更因於南禪的活潑無礙、自在予奪,吸引了大開大闔的諸家生命,成其氣象所致。歷數馬祖道一、石頭希遷、黃檗希蓮、藥山惟儼、臨濟義玄、德山宣鑒、雲門文偃、曹山本寂之禪風,你也就知關鍵正在這生命的吞吐開闔。

相對於佛教,道家原就是先秦的固有智慧,只是因自然無為,除非是為政者想休養生息而用黃老,否則在官方眼中總處邊陲。但其實,道家對生命之影響絕不在儒家的家國倫理之下,中國人在醫學、命運、處事智慧,乃至於生命超越上,都受道家極深影響,只是中國人總「外儒內道」。可在唐代,官方卻不只一次公開以道家為尊,唐高祖李淵固以老子為祖先,甚至規定「老先,次孔,末後釋宗」,有好幾位皇帝更相信丹道,服食丹藥,而道家所幅射之天文、醫學在唐更有極大成就,如李淳風的曆法、孫思邈的醫方都影響後世極大。

開闔的唐代不須如魏晉名士反名教般的疏狂,文人詩詞以道家思想、生活以至超越為內容者乃自然而在,官方更有「道舉」,道德經成為貢舉人必學之經典。坦白說,道家談自然,在歷史中也就只唐代是可以如此全面自然地存在。

相比於釋道兩家,許多人,尤其站在純儒的立場總以為唐代儒家是衰微的,其實不然。科舉主要仍以儒家取士,論成就也有孔穎達的經學、韓愈的古文運動。所以會有這般既成印象,主要是因儒家的地位不似宋之後地獨尊。

說獨尊,儒自漢武帝「獨尊儒術,罷黜百家」後,於漢,確曾一枝獨秀,而這也正合於孔子周遊列國、匡復禮樂的理想,但嗣後之南北朝,卻以反名教之玄學當道,再來又是隋唐佛學的興起,這中間得歷經六七百年,到宋才重新又取得獨尊之地位。而從獨尊的心理出發,主觀上自然會覺得隋唐的儒家是被壓抑的。

正是這樣的心理,在加以「嚴夷夏之辨」的立場,宋儒雖自佛汲取了營養,卻「援佛入儒以闢佛」,而之後的儒家獨尊也就成為了我們後世對中國文化的主要印象,雖然,口頭上大家亦常說「儒釋道三家」,但彼此之顯隱卻明顯可見。

正如此,儘管宋代的文化成就常被標舉,美學上猶有獨精之處,你卻不得不注意到,正是這一路下來的內省、排外,就讓中國文化的氣象趨於衰微,千載以下,竟也就忘了唐時曾有的開闊大氣。

其實,宋代美學雖內省精微,卻並非盡都如此,北宋院體的「巨碑山水」,就直陳華北山嶺的高峻;但在地理之外,畫所以如此,也有它自身內部發展的因素,而這內部發展就延續著唐五代的開闊。可惜山水南渡後,從客觀山水到內部發展也都因這轉折終致消失殆盡。

就是從這氣象與院體切入,我在內江提到大千畫的價值,是「宋以降,以如此巨碑山水布局者唯大千而已」。儘管明清名家亦多層巒疊嶂,卻少山勢直逼於前的量感。而此同時,大千卻也沒有悖離文人畫的自由墨韻,不說那隨意點當的松石山屋,即便是作為視覺焦點的潑墨潑彩山勢,依然是墨韻淋漓,恣意流淌,相較於院體山水的蒼鬱沉厚,更有著氣象萬千的吞吐。

談氣象,有氣象;說情性,有情性。一定角度下,大千畫正合「院體文人」於一體,你可以不喜歡它的揮灑流淌,你可以訾議他在筆墨情性上未見極緻聚焦,卻不能不承認他的開闊、他的氣象,而這開闊與氣象並無一絲造作,是生命境界的直接體現。

也正如此,「大千音畫」的音樂會序文我乃以「氣象萬千,富貴逼人」說大千。文人淡泊蕭疏,不能承得富貴;世俗承得富貴,卻又以之自縛。大千不廢重彩團墨,卻能在其中出入自在,於是何只富貴,天下諸境也都可為我用。

談畫,須談院體文人;談世法之生命,須談鐘鼎山林。無山林,則難有吞吐呼吸;無鐘鼎,則生命恐有遁逃之機。而即便超越之修行,在禪,也依然一句:「孤峰頂上,十字路口」。沒孤峰頂上的鍛鍊,就無識得「向上一路」之可能,沒十字路口的勘驗,也就無法知得自己所證在面臨境界現前時,究係如何。

這「院體文人」、「鐘鼎山林」、「孤峰頂上,十字路口」,層次事相固不一,所示的,卻就是:要有能吞吐出入、開闔予奪的生命,才能不自限於一境,能不自溺於己情。

人如此,時代一樣。宋之後的內省幽微與獨尊一家,讓這氣象出入乃不再。於是,談唐,三家鼎立就更該是我們要有的核心觀照,正如談詩,你得談詩史杜甫、詩仙李白、詩佛王維,才能得唐詩具體而微的丰采般。這氣象吞吐,我們確已陌生,但好在,那生殺同時、開闔予奪的禪家生命,仍透過禪籍公案活生生地映現在我們眼前,由之你乃可以有不同於宋之後的生命觸動。

正因琴與琵琶的頡頏,院體文人的對比,外師造化、中得心源的體會,鐘鼎山林的出入,也更因那唐宋生命不同情性的觀照,禪家開闔生殺的直參,所以儘管知道大千故里的內江已無一二大千真跡,也知道內江山水自有怡人之處,卻仍願意走上一遭,以印證地靈人傑中人的關鍵性。而關鍵,就在這生命的氣象上。

在小,畫之氣象,「千載之下一大千」;就大,生命之氣象,唐後吞吐三家者已少;論究竟,禪之不共,更須映現在此氣象上。而如今,竟多已遠。正如此,談文脈之接,談境界之成,這氣象也就永遠是學人該有的根柢觀照!(下)

佛教印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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