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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森堯/《愛與黑暗的故事》:小說和電影(上)

2019-08-20 00:01聯合報 劉森堯

我的家人在1930年代從歐洲來到以色列,我寫下這則故事,反映他們在新家園的生活情形,如何向當時統治那片土地的英國人,以及後來企圖毀滅以色列的阿拉伯人抗爭。這不是一部黑白分明的小說,而是將喜劇與悲劇,歡樂與渴望,愛與黑暗結合在一起的故事……

──奧茲

電影《愛與黑暗的故事》由娜塔莉‧波特曼自導自演。(圖/本報資料照片,威視提供)
電影《愛與黑暗的故事》由娜塔莉‧波特曼自導自演。(圖/本報資料照片,威視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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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敗的生活,失敗的婚姻

「她總是站在自家門口的台階上,說話不多,然而她在世的時日也不多,並且痛苦。」

──約瑟夫‧阿格農《當她盛年之時》

電影一開始,一位孤獨的老人行走在耶路撒冷的街道上,影片旁白告訴我們:「母親死的時候三十八歲,以我現在的年紀,在當時足可做她的父親。」這顯然是小說原作者奧茲關於他母親的悲哀蒼涼的告白。1948年以色列獨立建國,四年後,他十二歲那年,也就是母親三十八歲那年,由於承受不了生活的壓力和惡劣環境的壓迫,以及幻象的破滅,她罹患憂鬱症自殺,他接著說:「二十年之前,這個浪漫女學生從波蘭的羅夫諾高中畢業,立即一頭栽進現實生活的坎坷,熱浪、貧困和暴力的威脅,還有疾病和令人失望的家庭生活,她學生時代的夢想被侵犯踐踏,甚至變成了對她生命本身的嘲弄。也許當生活不再是母親年輕時所夢想的那樣時,一切只有破滅一途。」這些旁白都零散出現在原著描寫母親的篇章之中,經過濃縮凝聚而成,把故事聚焦在母親的故事身上,顯然專為電影而設計,不得不然,否則,原著那種充滿創意的後設小說風格寫法,人多事多,並不是改拍成電影的理想形式。不管怎樣,電影和原著都有一個共同的基調,描寫人世滄桑之外,就母親這個部分,說明生活怎樣被殘酷的現實所挫敗,故事背景是具有三千年歷史的古城耶路撒冷,作者描寫生活,失敗的生活,還有失敗的婚姻,他描寫生活怎樣從鬥志高昂走向意志消沉而全面敗北,這是一則愛與黑暗的故事,真確反映了生活的真實面貌。

《愛與黑暗的故事》是一部

動人心扉的小說體裁自傳

中文版《愛與黑暗的故事》以電影劇照當封面。(圖/繆思提供)
中文版《愛與黑暗的故事》以電影劇照當封面。(圖/繆思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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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由好萊塢猶太裔女導演娜塔莉‧波特曼根據《愛與黑暗的故事》自導自演所拍的影片,顯然定調在敘述作者母親生平的故事上面,但原著在內容和視野上卻要寬廣許多,作者往前推溯寫到前兩代在歐洲寄居地的生活,如何響應錫安主義復國運動回到以色列參加建國,父母平淡無奇的婚姻,還有建國後以色列和阿拉伯人的不停鬥爭等等。這是當代以色列作家奧茲(Amos Oz)發表於2002年的作品,作者當年六十三歲。這是一本動人心扉的小說體裁自傳,或也可說成自傳體裁的小說,也是一本公認的有關國族論述的經典之作,當然更是一本當代偉大的文學傑作。以色列面積只有台灣的三分之二,人口也只有八百萬人,是為地中海東岸邊緣地區的一個蕞爾小國,地處中東偏遠角落,土地荒涼乾癟,四周強鄰環視,虎視眈眈,但它自建國以來能夠屹立不搖,數度打敗強敵,它是怎麼存活下來的?它是怎麼發展成為經濟和軍事強權的?還有,居住在那裡的猶太人是怎麼在過生活的?他們心裡都在想些什麼?文學在於闡述人生,說明人怎麼從惡劣環境底下堅強存活下來並獲得生存的尊嚴,並從其中展現堅強的生命力,奧茲這本作品為我們說明許多這些方面的現象,進而說明了人類生活的真諦。

仔細回想,以色列和希伯來傳統幾乎是我們向來感到很陌生的一個板塊,我們從學校教育中也許多少知道一點《舊約聖經》的故事,其餘就很陌生了,今天許多年輕人看《辛德勒名單》或《慕尼黑》這樣的電影,幾乎根本不知道裡頭在演些什麼,老一輩的人多少還知道1948年以色列建國事件,1967年中東六日戰爭,1973年贖罪日戰爭,當然還有惡名昭彰的1972年慕尼黑奧運大屠殺事件,《慕尼黑》一片即是根據此一事件為出發點,描寫當時以色列政府如何在1972年慕尼黑奧運中以色列選手被巴勒斯坦九月恐怖組織綁架並屠殺殆盡之後,派殺手至全世界各地暗殺此一事件的幕後策畫者,藉此報復,當時以色列總理梅爾夫人曾說:「最好不要得罪猶太人,我們會讓你吃不完兜著走。」事實證明,這不是危言聳聽。另外,1961年在耶路撒冷審判納粹餘黨艾希曼事件,這位納粹餘黨在二戰期間曾殺害許多猶太人,戰後逃到南美阿根廷,在那裡被以色列特務誘捕,立即引渡帶回以色列接受審判。這在當時也是轟動全世界的重大國際事件,著名美國猶太裔女學者漢娜‧鄂蘭特地專程從美國飛往以色列,從頭到尾參與整個審判過程,並在事後發表一本叫作《邪惡的平庸》專書敘述並評論這整個事件,由於她的立場和整個以色列民族對立,也就是說偏袒並同情艾希曼的罪行,因而引起軒然大波。關於這次事件的過程以及有關漢娜‧鄂蘭的生平故事,這裡有兩部影片可供參考:一部是劇情片《漢娜‧鄂蘭:真理無懼》,另一部是紀錄片《漢娜‧鄂蘭:思想的行動》,或者直接去讀她最有名的代表著作《極權主義的起源》,雖然書寫得並不怎麼樣,幾乎都在談反猶太主義,不過還是大可參考一番。

為以色列1948年獨立建

國前後,提供詳盡資料

奧茲《愛與黑暗的故事》為自傳體小說,原文書以奧茲及其雙親合照為封面。(圖/本報資...
奧茲《愛與黑暗的故事》為自傳體小說,原文書以奧茲及其雙親合照為封面。(圖/本報資料照片,取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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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以色列1948年獨立建國前後的發展,這之間的風風雨雨歷程,奧茲這本作品無疑可以提供詳盡完整的資料,主要是因為奧茲不僅在書中鉅細靡遺敘述他自己的家族故事,他甚至還追述十九世紀錫安主義以色列建國運動在歐洲的起源,他的家族如何在1930年代在歐洲遭遇迫害威脅,並受到號召從歐洲移居巴勒斯坦,一家人在耶路撒冷過著從今天眼光回顧雖然平淡無奇,卻充滿懷舊風味的生活,有許多筆墨描繪父母表面和諧實質上失敗的婚姻,還有今天這部電影集中著墨的,他的母親孤獨失敗的人生,這等於是一本個人自傳論述加上國族論述,兩者互相交融的一段傷心歷史的紀錄。柏格曼也曾經透過自己編劇的影片《善意的背叛》和自傳《魔術燈籠》交織出一段家庭故事的傷心史,父母失敗的婚姻,自己困阨難堪的成長過程,父子反目成仇,離家出走等等。托爾斯泰和妻子長期失和,晚年毅然離家出走,最後死在異鄉,沒有比這更難堪的家庭傷心史了。誰沒有一段個人的傷心家庭歷史?交織著愛和恨互相矛盾的傷心故事?

奧茲在《愛與黑暗的故事》作者序言中就說:「這不是回憶錄,也不是傳記,這只是一則傷心的故事而已……我的家人在1930年代從歐洲來到以色列,我寫下這則故事,反映他們在新家園的生活情形,如何向當時統治那片土地的英國人,以及後來企圖毀滅以色列的阿拉伯人抗爭。這不是一部黑白分明的小說,而是將喜劇與悲劇,歡樂與渴望,愛與黑暗結合在一起的故事。」

當然,作者在書中所描寫的不是只有這些,他更描寫了猶太整個民族的悲哀處境和以色列建國之後如風雨飄搖般的脆弱處境。自從兩千年前亡國之後,猶太人四處流浪,散居在歐洲各處,憑著勤勞節儉,吃苦耐勞,還有,無人能比的精明頭腦,慢慢累積財富,形成一股不可忽視的龐大勢力,反猶主義卻也適時應運而生。到了希特勒掌權的時代,德國的銀行業、傳播業和鋼鐵業,這類主宰國家命脈的事業,竟然有三分之二都操縱在猶太人手裡,在那之前的威瑪共和政府成立時,五個內閣成員,有三個是猶太人,甚至當時起草國家憲法的,也是猶太人,許多德國人,包括希特勒在內,如何吞得下這口鳥氣?法國第二帝國時代富可敵國的羅斯契爾德家族,也是猶太人,其財富之鉅之龐大,聽來令人咋舌,1870年普法戰爭,隔年法國戰敗,必須支付給德國一筆巨額賠款(後來俾斯麥利用這筆款項開辦德意志銀行,奠定了德國統一之後的財政基礎),法國政府一時付不出來,羅斯契爾德當下慨然為其代付而不求回報,等到不久之後羅斯契爾德為以色列建國而奔跑張羅之時,法國政府二話不說出面相挺,這麼大的人情不還行嗎?1881年俄羅斯率先發難驅逐猶太人,甚至在許多地方屠殺猶太人,等到1905年俄羅斯爆發動亂,沙皇沒錢給軍隊發餉平亂,向羅斯契爾德家族求助,立即遭到悍然拒絕,種下1917年蘇維埃革命後被推翻的悲慘下場。

一戰之後到二戰期間,英國託管巴勒斯坦這塊土地,羅斯契爾德出面和英國政府磋商,以六百萬英鎊買下巴勒斯坦一塊荒地,並准許由猶太人來開發屯墾,作為未來以色列建國的前置作業,此即為今天以色列國土範圍的前身,奧茲的祖父那一代即是在此時從俄羅斯黑海岸的奧德薩移入巴勒斯坦,定居在耶路撒冷。六百萬英鎊,這是當時英國一年歲收的一半,我們終於可以理解,什麼叫作富可敵國,而這地表上似乎只有猶太人才有這個能耐。法國電影《戰火浮生錄》片中有一段描寫二戰後一位享譽世界樂壇的德國鋼琴家應邀到美國紐約林肯中心演奏一個星期,事先門票已全部售罄,可是等到開演時,甚至整整一個星期,沒有一個觀眾出席,這位著名德國鋼琴家每天對著幾千個空座位彈琴,整整彈了一個禮拜,這不是伊歐涅斯柯的荒謬戲劇《椅子》的現實翻版嗎?當然誰都知道,這是羅斯契爾德家族的再一次美妙傑作,他們事先早已把門票蒐購一空,就是要讓德國人難看。

反猶風潮早在兩千年前

羅馬帝國時代即已存在

當時整個歐洲大約有一半的財富操控在兩三個猶太富豪家族的手裡,許多政府必須跟他們借貸度日,才能夠勉強維持政權,樹大招風,沒有人不眼紅,反猶聲浪慢慢變得甚囂塵上。事實上,反猶風潮早在兩千年前羅馬帝國時代即已存在,如果耶穌不是猶太人,他只是犯了言論煽動罪而已,很可能就不會被弄上十字架和幾個強盜一起釘死,怎麼樣都不至於該死,當時的敘利亞總督彼拉多為此輾轉反側,想了一個夜晚無法成眠,最後終於想通:這傢伙是猶太人,該死!整個西方歷史差一點就要全面改寫。

十九世紀末,法國發生喧騰一時的德雷佛斯間諜案,整個案件鬧得沸沸揚揚,這個案件的主角德雷佛斯是法國陸軍參謀部的一位軍官,是猶太人,涉嫌竊取機密文件賣給德國人,被逮捕後當局未經仔細查證,草草審判後立即判決無期徒刑並發放惡魔島終身監禁,這聽起來有點類似《基度山恩仇記》的情節,不久這個案件爆開並引發軒然大波,演變為反猶的激進浪潮,許多民眾在巴黎街頭高喊:處死猶太人!當時在法國的猶太人個個變成驚弓之鳥,人人自危,但畢竟有良知之士還是大有人在,主要是知識分子和中產階級,許多當時知名作家像法朗士或普魯斯特等都出面聯署,要求當局重審,當時最重量級作家左拉還在報上發表一封給共和總統的公開信〈我控告〉,控告司法當局胡作非為和政府偏頗的反猶政策,整個法國幾乎要沸騰了,整個社會撕裂為兩個勢不兩立的敵對陣營,不久之後,當局抓到了真兇,德雷佛斯被帶回法國重審,最後獲判無罪釋放。這件事情鬧了幾年之後終告落幕,其實不然,1902年9月,左拉有一晚在家中睡覺時因煙囪被堵住,一氧化碳中毒而死,一般咸認是反猶人士的蓄意謀殺,但始終未抓到兇手,六年後左拉的骨灰被送進索邦大學旁邊的萬聖殿,那是法國人死後所能獲得的最高榮耀,伏爾泰和雨果死後都躺在那裡,後來的居禮夫婦死後也躺在那裡,他們還不是真正的法國人。德雷佛斯這個事件帶來正反兩面兩個不同後果,正面是,法國從此變成為更成熟更進步的現代先進國家,反面是,整個社會情緒性的反猶聲浪更加躍升,一直延續到二戰,甚至今天。(上)

以色列猶太法國反猶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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