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防相：高市未依循歷任首相戰略模糊 不應對「有事」亮底牌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7日在國會有關「台灣有事」的發言引發日本國內外爭議。對此，日本共同社17日引述曾任防衛大臣的匿名人士報導，她的相關言論除了使中日緊張加劇，也沒依循歷任首相在任內對「有事」(即突發狀況)採取的「戰略模糊」立場。

二戰後的日本新憲法又被稱為「非戰憲法」及「和平憲法」，但二度拜相的已故首相安倍晉三力推翻轉日本安保政策，於2015年9月通過由一系列法律組成的「安保法制」，其中有修法，也有制定新法。其中涉及日本自衛隊行動的三個「事態」，即武力攻擊事態、存亡危機事態與重要影響事態，法源就來自該法制的武力攻擊事態法、自衛隊法和重要影響事態法。

在上述三種事態下，日本可採取的因應作為有所不同。在自我防衛及後方支援上，包含武力攻擊事態和重要影響事態。

前者是日本直接受到飛彈攻擊或入侵，例如當台灣有事時，一旦毗鄰台灣的沖繩與那國島被入侵，日本可基於個別自衛權，出動自衛隊行使武力；後者是「若置之不理，恐演變為對日本的直接攻擊」，自衛隊可為美軍加油或補給彈藥，在後方支援和搜救。

在集體自衛權上，則是高市這次在國會提到的存亡危機事態。即「鑑於與日本有密切關係的國家受到攻擊，而對日本的存亡造成威脅，並存在日本國民的生命、自由及追求幸福權利，從根本上被顛覆的明確危險」時，日本可基於集體自衛權，出動自衛隊行使武力。

對台灣有事之際，中國哪些特定及具體行動將屬於上述三種中的哪種事態，包括兩度拜相的安倍執政時期，日本政府和歷屆內閣並未明確表態與界定。

日本各界咸認為，不應先對有事亮出「底牌」，以免影響嚇阻力或被北京利用。例如去年2月時任首相的岸田文雄在國會答詢時就指稱，必須待事發時再視個別的具體情況，對情資做出綜合判斷，難以一概而論。

有鑑於此，高市7日發言才很罕見，有卸任的防相直言，這有問題，除使中日關係惡化，還將向北京發出「除此之外的行動及情況，日本將不會介入和干預」的錯誤信號。也有日本防衛省相關人士指出，有事之際，各種因素錯綜複雜，問題千頭萬緒，所以才有必要保持戰略模糊，以嚇阻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