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益仁／台灣生醫產業 不要以管窺天

今年初，國科會主委吳誠文於全國大專院校校長會議中指出，大學教授不應只著重於論文發表與升等，更應強調研究的實際應用價值，引發台大校長陳文章及學界的廣泛討論。在ＡＩ全球競爭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創新研發與經濟發展成為各國關注的熱門議題。與科技產業的領先全球不同，台灣生醫產業發展仍問題重重。

二○二五年，美國近一半的生物製藥授權交易來自中國。在今年初的摩根大通醫療健康大會上，多筆來自中國的新藥授權交易再次成為焦點。顯示中國生技產業的崛起，並非僅仰賴低成本優勢，而是源於制度性的改變。自二○一五年起的藥政改革，主要透過審查流程優化與試驗執行效率提升，使新藥在符合倫理與安全規範的前提下，接軌全球規範，得以更快從臨床前研究銜接至首次人體試驗。

回到台灣，近期圍繞學術評鑑與論文價值的討論，其實反映的是不同角色的合理焦慮。從國家科研治理的角度，關心的是公共投資能否有效轉化為產業競爭力；從研究型大學的立場，則必須守住學術自由與基礎研究的空間。問題不在於誰錯了，而在於台灣長期讓同一套評估制度，同時承擔過多、甚至彼此衝突的期待。

以生醫領域為例，研究本就存在多條不同路徑。基礎生物探索以論文為主要產出；轉譯研究重視專利布局、概念驗證與資料品質；臨床與產品導向則涉及試驗設計、法規進程與商業化能力。然而在台灣，這三條路往往被要求以同一把「論文尺」來衡量。結果是最容易被犧牲的，正是最有可能形成實際應用的轉譯研究。

這樣的制度錯置，不只影響研究人員的發展，也實際形塑了台灣新藥公司的研發策略，尤其證管會在新藥公司的上市櫃審查標準缺乏彈性。近年不少新創公司在早期即同時布局三至四條完全不同機制、不同適應症的研發管線，以配合證管會的標準，表面看似風險分散，實際上卻與國際大藥廠的多管線策略存在本質差異。

大型藥廠具備充足資金、成熟平台與多團隊並行能力，而多數台灣新創公司資源有限，卻在制度誘因下採取相似配置，結果往往導致每一條管線都不夠深入，過度追求快速上市櫃，反而可能犧牲長期研發深度與最終成功的機會。然而這種做法卻未必符合國際藥廠的商業判斷。對多數國際業務開發團隊而言，真正關心的並非管線數量，而是是否存在一個足以接手、持續推進的核心藥物。

台灣生醫產業真正需要的並不是少寫論文，而是建立一個能容許不同類型研究各自成功的創新制度。在全球生醫產業高度競爭與跨國協作已成常態的今日，若仍以單一指標評斷所有努力，不只會錯估他國的發展方向，也可能低估自身的潛力。生醫產業自最早期的基礎創新研究，到臨床前實驗與製劑優化，再到毒理安全試驗與人體臨床試驗申請，開發歷程漫長且高度專業。台灣在各階段資金接力、技術平台與法規支持上，這一系列的開發里程碑中至少有五個斷崖，如不能解決這些問題，要由學術研究到落實產業應用將遙遙無期。

以管窺天，看到的永遠只是局部。台灣若希望在生醫產業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或許該先放下過度簡化的對立，重新設計一個能讓多元路徑並存、各司其職的制度視野。

（作者為南台科技大學講座教授、國家衛生研究院名譽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