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紫宸／「工作成選項」不應被視為未來

隨著ＡＩ人工智慧與自動化技術快速進展，近年來逐漸出現一種看似樂觀的想像—未來人類或許不必再為了生存而工作，工作將從人生的義務轉為個人興趣的選擇。這類說法常被視為科技進步帶來的解放，但若從制度運作與社會穩定的角度審視，這樣的轉變遠比想像中複雜，也潛藏不容忽視的風險。

回顧現代國家的形成，工作從來不只是個人謀生的方式，而是整個社會秩序的核心支柱。稅收制度、社會保險、公共財供給，甚至政治代表性，全都建立在「多數成年人參與勞動」的前提之上。換言之，工作不僅支撐經濟運作，也支撐治理體系的正當性。

因此，當有人提出未來「不必工作」時，真正需要回答的並非技術是否可行，而是：如果多數人不再透過工作參與社會，整套制度要如何繼續運轉？

首先是制度層面的挑戰。即便自動化顯著提升生產效率，社會仍須確保基本物資穩定供應與公平分配；這意味著，必須建立與就業脫鉤的基本保障機制，否則失去工作將不只是生活型態改變，而是被排除於社會之外。這樣的轉型牽涉財政結構、福利設計與政治共識的全面調整，絕非單一政策即可完成。

其次，是競爭結構的改變。工作若不再是主要分配管道，社會並不會因此進入「去競爭」狀態；相反地，競爭可能轉向更隱蔽、也更集中的稀缺資源，例如技術控制權、制度設計權、平台影響力、公共話語權。若缺乏相應的治理機制，原本透過勞動維持的社會平衡，反而可能被打破，導致權力與資源進一步集中，形成嚴重的不公平。

更容易被忽略的，是心理與文化層面的承載問題。長期以來，工作不只是經濟活動，更是個人取得社會定位與自我認同的重要來源。人們透過工作被需要、被信任、被肯定，當這條路徑消失，而社會又未能提供其他穩定且可被普遍接受的參與方式，則個體面對的可能不是「自由」，而是方向感的流失。

這種失序感若無法被制度性回應，往往會轉化為社會不滿、世代對立，甚至被簡化的極端敘事所動員。歷史經驗早已顯示，當大量人口長期處於「沒有位置」的狀態，社會穩定反而更難維持。

放在台灣情境下，這個問題更顯迫切。我們的社會保險、稅基與公共財制度，仍高度依賴穩定就業人口支撐；少子化與高齡化已使勞動結構承受潛在巨大壓力，若再過早假設「工作不再重要」，恐怕只會放大制度風險。科技進步固然必要，但若忽略制度與文化的承載能力，反而可能動搖原本脆弱的平衡。

因此，不應將「工作成為選項」視為一個自然到來的未來，而是一個高度仰賴制度準備的極端狀態。它考驗的，不只是科技能做到什麼，而是社會是否有能力於不再以勞動為核心的情況下，重新定義參與、分配與價值。

真正值得嚴肅思考的，並不是人類是否終將不必工作，而是當工作不再是衡量個人價值的主要方式時，我們是否已準備好一套制度，讓每個人即使不勞動，仍能受承認為有尊嚴、有位置的社會成員？在這個問題獲得回答之前，過早宣稱「工作只是選項」恐怕不是前瞻，而是對社會風險的低估。（作者為中華大學兼任講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