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選觀測/解讀賀川經濟邏輯 將帶來富裕還是災難?
幾乎所有民調都顯示,經濟是美國選民今年總統大選最關注的議題。前總統、共和黨候選人川普從競選以來,在經濟議題上支持度一直保持領先優勢,但據福斯新聞上月最新民調,雙方差距正在縮小,51%選民在經濟問題上支持川普,相較於民主黨候選人賀錦麗的46%,僅略高出5個百分點;在美聯社(AP)和NORC的民調中,川普更只領先2個百分點。許多選民對川普徵收高關稅的政策感到憂心。
而對賀錦麗而言,她擔任副總統時正值美國通膨飆升至40年來高點,競選之初就處於不利位置,需在承繼總統拜登和提出新政間拿捏,近期她積極表現出「苦民所苦」,提出減稅、平抑物價等政策,試圖挽回經濟選民的心。誰能妥善回應經濟問題,料將成為影響美國大選關鍵之一。
美國的經濟政策走向將不只牽動國內,更影響全球經貿局勢。在美國大選剩不到1個月之際,聯合報獨家專訪被譽為華爾街最具影響力經濟學家之一的史蒂芬.羅奇(Stephen Roach),深入解析兩位候選人的經濟論述,以及其經貿邏輯背後,可能隱藏什麼全球風險。以下為第一人稱專訪內容:
關稅救通膨? 「是對關稅的嚴重誤解」
民調顯示,許多選民對經濟問題依舊感到困惑。2021、2022年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物價大幅上漲,這通常被認為是拜登造成,但我們必須公平地回顧,新冠疫情是在前總統川普執政期間爆發,而川普在應對這場流行病時做得很糟糕。
因此,今天仍然明顯的價格衝擊既是川普早期政策的產物,也是拜登政府的產物。但對生活遭受影響的美國選民而言,他們確實沒有耐心,很難去思考問題的複雜性,他們只知道價格很高,並將其歸咎於拜登政府。
川普提出的關稅政策更是一個嚴重錯誤。他提出對所有進口品徵收10%關稅、對中國商品徵收60%關稅;在他一次競選活動中,更威脅要將一家公司的關稅提高到200%,只因他不喜歡這家公司將生產轉移到墨西哥。這位前總統顯然不明白什麼是關稅,他沒有意識到,關稅實際影響的是進口端,而不是出口端。他把關稅當成一種武器,用來強迫公司或個人按照他期望的方式行事,忽略了關稅政策對美國企業、消費者可能產生的負面後果。
至於賀錦麗,現在沒有任何資訊表明她會採取與拜登不同的經濟政策,特別是針對中國方面。拜登延續了川普大部分的關稅,我認為這相當糟糕,他在擔任總統之初就有機會取消這些關稅。如果賀錦麗在選舉中獲勝,我希望她能重新思考美國對中國,以及對其他貿易夥伴的所有政策,並考慮取消目前實施的部分關稅。
小院高牆擋中國 效果恐適得其反
對於中國,除了高關稅,拜登政府還實施了「小院高牆」,限制美國的私募股權、風險投資公司以及合資企業,投資中國的人工智慧、量子計算和半導體三大科技領域。當時提出時受到極大關注,引起全世界的興趣,也吸引了歐洲、亞洲盟友的目光,大家紛紛跟進,提出基於國家安全目的、限制先進技術的觀點。
但若問我「小院高牆」是否曾經發揮效果,或現在是否有效,我不是那麼確定。小院高牆的後果,是在美國試圖遏制的公司和國家點燃競爭火焰,可能讓科技戰的另一方(指中國),創造出比美國最初預想更為強大的力量,適得其反。
舉例而言,華為是小院高牆的典型代表,川普政府試圖扼殺華為,拜登政府也緊跟在後。華為營收曾因供應鏈制裁遭受巨大打擊,但隨著新一代智慧型手機的出現,它又戲劇性地捲土重來,它一直是一家在研發、研究投入大量資金的公司。
中國的技術實力很強,習近平及領導階層一再強調必須加強國內技術的自主整合,而中國現在正努力實現這一目標。我們愈是限制他們取得西方技術和生產設備,中國就會做出愈強烈的反應,更加積極地發展自己的替代方案。
中國陷經濟危機 背後有兩內部因素
中國現在面臨自20世紀80年代初、改革開放以來,現代中國經濟歷程中最嚴重的放緩。但這不是因為貿易戰,也不是由於科技戰,這是中國自身問題造成的。
這其中有周期性和結構性的力量在起作用。周期性問題明顯是房地產危機,中國這些年來一直在試圖解決此一問題;結構性問題則是根深蒂固的人口結構,特別是勞動年齡人口減少、生產力疲軟,因為現在中國經濟大部分都轉移回到低生產力的國有企業,當然還有高額債務問題。
結構性和周期性問題導致中國經濟成長明顯低於標準,而且很可能還會持續幾年。對此沒有什麼神奇解方,更加不利的外部環境也將對中國出口成長帶來壓力,成長情勢尤其充滿挑戰,這些挑戰最終給中國帶來了解決國內消費疲軟問題的壓力。
美元強弱 不是總統說了算
關於貨幣政策,川普主張讓美元走弱,並鼓勵加密貨幣納入美國貨幣體系,讓外界擔憂將影響全球金融穩定。不過,對於美元作為儲備貨幣的地位已經討論過很多次,過去50年來,美元經歷了多次拋售,但在這些拋售之後,美元總是反彈至新高。美元雖在全球官方或外匯儲備中占的份額從70%下降到60%,但迄今為止,它仍然是世界各國央行主要偏好的儲備貨幣。
雖然川普想用弱美元來提升美國製造業的競爭力,但只要聯準會能夠保持美元的價格穩定,而且我認為聯準會有充分理由會確保這件事,美元作為儲備貨幣的地位將保持不變。貨幣不會因為領導人開始指手畫腳、大喊大叫而波動,貨幣之所以波動,是基於不同貨幣系統間的相互連動,在此基礎上,我認為美國的體系仍然相當強大。
這並不是說美元穩定是永久的,美元當然可能會減弱,川普也曾表示,他認為總統應該對聯準會政策有更大的發言權,這對美元而言將是負面影響。假設美元真的失去目前的主導地位,它也會是漸進式,而非突然發生。
自由貿易vs保護主義 全球新價值之爭
過去幾年美國盛行的保護主義,已對全球貿易體制產生相當嚴重的損害,供應鏈脫鉤正在發生,全球貿易占世界GDP的比重已趨於平穩並開始下降,世界貿易組織(WTO)因美國的政治關切而功能失調,因為爭端解決系統中沒有新的裁判者。如果保護主義行為持續,還不用談到升級,都將進一步損害全球貿易。
美國現在的政治辯論是,自由貿易與美國保障國內就業、工資成長的目標相矛盾,我認為經濟學家在解釋自由貿易的好處方面做得不夠好。自由貿易的好處對美國來說非常顯著,在減少全球貧困方面也發揮很大作用,但遺憾的是,民粹主義政客選擇訴諸更多民族主義和自我中心本能來贏得支持,這種策略反而對國家造成傷害。
相較賀錦麗當選,若川普重返白宮,我會更擔心二戰後推行的自由經濟能否延續。我認為賀錦麗及她的顧問、拜登政府,仍然致力於二戰以來普遍盛行的自由民主秩序。不過,即使在民主黨內部,人們也普遍意識到,這套全球參與規則需要改變、修改和更新。
二戰後,自由民主秩序首次被構想時,實際上只有一個主導經濟力量,也就是美國。其他主要經濟強國,尤其是德國和日本,已基本被摧毀;中國仍處於政治革命的陣痛之中,前蘇聯在戰後也承受著巨大壓力。美國顯然成為單極世界的領導者,定義了自由主義的價值觀、規則和民主秩序。
但從二戰至今,世界已有長足進步,定義全球秩序的價值和原則需要更新。我希望這將是一個有序的過程,跨境貿易、投資流、資本流,甚至勞動力流、資訊流都會發生一些變化。當然,隨之而來的是人工智慧新時代,它打破了所有邊界,為全球治理創造了巨大的機會和風險。
全球經濟秩序不是刻在石頭上的十誡,它會因環境而改變。自由民主秩序當然需要重新思考和修改,但我認為無論如何,都不能將自由市場的精神丟到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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