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一天／金融監管與金融創新

睽諸人類金融的發展史，權力與資本之間的博弈與鬥爭，是永恆的主題。權力可以創造、庇護資本，資本亦可以創造、鞏固權力。但在不同的社會中，由於歷史經驗與風土民情的差異，權力與資本在一個社會的政治秩序內的位階也不盡相同。若建立政治秩序的統治集團是資本家，那麼該政治秩序的權力關係通常服務於資本的需求；若政治秩序合法性的來源不是資本，資本家通常必須服務於權力。權力與資本在統治結構中的相對位置是一種動態平衡，權力想要馴服資本，資本企圖贏取權力。金融監管與金融創新，正是權力與資本在金融場域博弈的最佳體現。

金融業受高度監管，一方面因為金融服務是基礎建設，負有相當程度的公共責任，議會民主與憲政原則，也要求依法特許經營的金融業必須遵守社會契約，不能只為股東利益極大化而存在。另一方面，政府的監管之手，會扭曲市場經濟配置資源的方向。監管機構不是直接在市場中競爭的企業家，無法對經濟最前沿的變化做出即時反應，當既定的監管政策跟不上經濟創新的速度時，各種矛盾與不協調就肯定發生。

對金融業者而言，監管是競爭市場占有率的限制條件之一。當競爭環境的變化迫使金融業加速創新時，就必然與金融監管發生不同程度的衝擊。金融監管與金融創新在政治秩序中的權力關係，就成為創新能否持續的關鍵：若創新高於一切，則監管力道就理當謙沖自抑；若維穩高於一切，則創新就不能恣意妄為。

「創新─監管」兩難的癥結在於，對社會而言，很難在事前判斷，究竟應該「購買」多少單位的創新與監管，才能有利於社會總體利益的優化。人類金融史上的各種創新，往往因為人性的貪婪與恐懼，成為「私有化利益，公有化耗費」的藉口，在極端情境之下，還會製造金融危機，有時還會衝擊到政權的穩定與存續，監管焉能撒手不管？然而，管太多、掐太緊，金融業一片了無生機、人人都是謹小慎微趨吉避凶的公務員，就會影響金融市場資源調度與風險定價的功能，甚至還會拖慢經濟增長，不利人才培育。

在互聯網科技高速演化的世界中，無法與時俱進的金融業者金融監管機構，就會面臨權力與資本「雙輸」的窘境：互聯網時代「玉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要玩「朕沒有給，你不能要」的遊戲，得有超越孫悟空七十二變的如來神掌，不然只會顯得可笑而已。權力使人發笑，才是最根本的顛覆。要阻止權力濫用，只有以權力制止權力。你有權監管，我就有權創新，你愈監管我愈創新，社會才能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