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有錢人」迷思804》小心高房貸槓桿 可能引發的金融風暴

近期,由於股市大漲,引發媒體瘋狂報導「『四貸同堂(指「個人同時揹負房貸、車貸、信貸與股票融資四種負債)』投入股市」的怪異現象。
前央行副總裁許嘉棟在擔心什麼?
此一現象,也讓曾任財政部長、央行副總裁,並曾親歷台股兩次重大股災的許嘉棟開始擔憂—當銀行信用過度擴張之下,一旦股市反轉,衝擊更甚以往股災,後果不容小覷,特別是勞動基金這幾年全靠著投資股市獲利,也可能一起陪葬。
說來還真是誇張,筆者最近才聽朋友說,想向銀行借錢買房,卻被硬生生被拒絕。但據聞相對地,只要借錢者的目的是「投資」,卻是可以快速地被銀 行「核准」。由以上的現象,更突顯出現階段股市與房市風險的高度綁定。所以,不論是股市或房市開始大跌,就會形成「多殺多」的惡性循環。
當然,筆者不是位算命仙,無法準確預測股市或房市的漲跌。但許嘉棟前副總裁的擔憂,卻讓個人想起最近看過的一本,講述「土地如何影響國家經濟及世代財富命運」的好書—《土地制富(The Land Trap:A New History of the World’s Oldest Asset)》。
在這本書中,作者麥克˙伯德(Mike Bird)既分析了土地如何壟斷了現代經濟、牽動地緣政治,以及決定了世代財富的命運,更解釋了金融機構最愛以土地進行借貸的關鍵原因。且其中的分析,也許有助於投資大眾對於股、房兩市前景的預判及啟示。
作者首先在書中的第25頁就提到:「土地不會耗損,這個特質使其價格對遙遠未來的預期極為敏感。當大家對前景感到樂觀、經濟成長強勁,或預期某地區的人口將持續增加時,土地就很容易成為熱門的投機標的」。
且正因為土地做為資產的獨特性(總量固定的稀缺、不可移動、不會自然耗損),不但使土地成為經濟發展的關鍵推手,也使其成為政治及社會上的極大衝突根源。作者再三強調,土地的歸屬與使用之爭,自古以來就是引爆國與國戰爭的導火線、民族解放游擊運動的靈感來源,更是政治激進分子的核心執念(頁26-28)。
不過,讀者或許會心生疑問:世上各種資產產如此之多,為何又以土地對政治、經濟、金融的影響為最?作者認為,土地之所以能成為重要的金融權力來源,不僅僅只是因為它是全球最有價值的單一資產,更是因為它有「無法移動」,以及「極度耐久」的特性,使放款方能安心提供貸款。
畢竟,土地不會遭到竊取、拆除或藏匿。且相較於家庭或企業可能持有的多種資產,不動產對銀行來說「更容易估值」。這類資產的價格或許有漲跌(通常是上漲),但銀行卻能夠放心提供超長期的貸款,不必擔心抵押品隨時間劣化(頁153-154)。
作者甚至堅信,資本主義的運作有賴於擔保品的存在(頁158)。他在書中提及,即使在今天,麥當勞身為全球數一數二的大企業,其租金收入佔總營收近四成)仍比大麥克、快樂兒童餐,以及所有全球知名餐點的授權金加總起來還多。
由這本書所談論的內容,筆者認為可以為投資人,提供以下3大未來趨勢發展的重點:
不動產真的只漲不跌嗎?
一、不動產並非真的穩賺不賠,且高房價對政治與經濟的不良影響深遠。最終,也將反噬經濟發展的美好果實。作者特別舉日本失落三十年前、2008年的金融風暴,以及中國大陸不動產的現在式,都在在提醒著投資人:不要以為土地價格真的「只漲不跌」,且它對於一國經濟或政治社會的不利影響,可真的不容小覷。
因為首先,儘管不動產價格大漲,有助於經濟指標的上漲,但卻是一種資源的錯誤配置,以及不同族群與世代的財富不均。作者認為,自21世紀中葉以來,西方世界乃至更廣泛的地區,財富不平等的加劇的主因,絕大部分反映了現代社會中「有房產者」與「無房產者」之間的巨大鴻溝。例如經濟學家費弗與韋庫斯發現,各國財富不平等程度的差異,主要可由自有住房率與房價差異這兩項因素來解釋(頁309~310)。
例如美國的政治人物—亨利˙喬治,便曾在其《進步與貧困》一書中指出:「在美國新興的工業中心,土地價值正急速攀升,但進步的果實全落入一小撮地主階級的手中。真正使土地增值的,是工人的汗水與企業家的創新,但他們分得的財富卻遠不及那些閒坐收租的地主…任何科技、創新或努力一旦提高生產力,地主只要調高租金,就能把成果據為己有…那些反覆發生、令人陷入貧困的金融危機,同樣是源自土地投機…喬治提出的解決方案是:土地應按其租金價值百分百全額課稅(後來被稱為「單一稅」)。
至於地主為提升土地價值所做的一切努力,則無須課稅。這樣的稅制將能杜絕投機行為,因為稅額會隨著地價飆升而增加,但地主若善用土地則稅負持平。這樣做也能促進效率,因為地主將無法再囤積空地、坐等增值,或僅做低度使用(頁65~67)」。
其次,作者更在書進一步提到:長期的地價上漲,逐漸改變了誰能從銀行借到錢的結構。持有大量不動產的企業與個人坐享土地增值的好處,可以請鬆拿土地去抵押借款。沒有土地的人,不僅缺乏同樣的融資能力,還必須支付更高昂的代價,才能取得營運所需的土地。這種信貸取得能力的重新分配,似乎對經濟造成了不良影響。
書中引述法國央行的一項研究指出,不動產的價格上漲10%,不僅會促進持最多不動產的企業增加投資,也會導致擔保品最少的企業減少投資。持有最多不動產的企業通常歷史較久、規模較深。但更令人擔憂的是,這些企業的獲利能力和整體生產力,往往不如土地資產較少的同業。
BIS的經濟學家多爾也指出,美國持有大量不動產的企業,生產力反而低於沒有土地可抵押的同業。他認為2008年以前,長達15年的房價飆漲期中,獲利不佳的企業便是靠著額外借入的資金不斷擴張,規模之大甚至足以拖累整體經濟中,各產業部門的生產力…土地與金融之間的緊密連結,不僅讓某些早該退場的企業得以茍延殘喘,也導致其他企業根本借不到錢…在那些土地佔國家財富比重越來越高、土地與金融的關係越來越緊密的地方,地價無論往哪個方向變動,都會帶來很大的經濟風險(頁172-174)。
高房價的影響 泡沫化怎麼辦?
再者,高昂的房價幾乎影響了一切:從全球生育率低(年輕家庭無力負擔養育所需的額外空間),到肥胖率上升(城市無法提高居住密度而向外擴張,使得出門只能仰賴汽車)(頁308)都有。
二、不動產價格的下跌,可以做為金融風暴發生的重要觀察指標之一。這是因為經濟景氣「成也不動產,敗也不動產」的特性,常成為金融風暴的重要推手。作者直言,土地在全球最嚴重的金融危機中常扮演關鍵角色,在崩盤時造成的經濟損害超越了其他任何資產(頁161)。
且就算不動產價格上漲,可以讓人民的財富大幅增加,且土地並非唯一容易陷入金融狂熱的資產,但它造成的傷害可能是最大的(頁171)。該書特別提到,從300多年前的密西西比土地泡沫,到21世紀初的全球房市泡沫,土地熱潮幾乎總是伴隨著驚人的銀行槓桿,並在泡沫破裂後陷入痛苦的經濟衰退。其中最明顯的例子,就屬美國2008年,不動產跌到谷底之後,所爆發金融風暴;另外,日本衰退的30年也是因為此。
先以美國為例,書中提到美國的土地熱潮多次由盛轉衰,經濟也隨之陷入低迷。儘管此後一個世紀,農業用地在整體土地財富的比重,無論在美國或世界其他地方都大幅下降。然而作者卻認為,有三股並行且相互交織的趨勢,反而使土地做為擔保品的重要性不減反增(頁164~166)。且最終,促成了2008年的金融風暴。
首先,隨著住宅自有率提升及房價飛漲,不動產在金融體系中的地位越來越吃重。而發現這個現象的經濟學家舒拉利克(Moritz Schularick)、霍爾達(Oscar Jorda)及泰勒(Alan M. Taylor),稱之為「大抵押化(Great Mortgaging)」。這使得商業銀行的穩健程度與放款能力,與土地市場的漲跌牢牢綁在一起,再也分不開。
第二個讓土地做為資產角色更加突出的趨勢,是它日益成為富裕國家房價的決定因素。書中引述經濟學家舒拉利克(Moritz Schularick)、諾爾(Katharina Knoll)與史泰格(Thomas Steger)的研究指出,1950年至2012年間,14個工業化經濟體的房價飆漲,絕大部分是來自地價上升。而土地價格,就佔了整體房價漲幅的8成。
第三股強化其重要性的趨勢,來自全球大型放款機構受到監管的方式,這反而鼓勵全球各個金融機構,持續增加對不動產市場的曝險。就在1989年,13個富裕國家簽署了《巴塞爾協議(Basel Accords)》為銀行監管訂定新規範,規定銀行對各類資產應賦與的風險權重。其中,房貸的風險權重為50%,而不動產抵押證券(MBS)風險權重更低,只有20%。
作者認為,一般人常把導致2008年市場崩盤的金融活動,籠統視為魯莽的冒險行為。但他表示,這其實反映了一種普遍的誤解。因為「在賭場上,即使是深受輪盤誘惑的客人,心裡也很清楚自己輸光的機率有多大。但在房市熱潮中,土地與房地產給人的安全可靠感,讓人難以抗拒把它拿去抵押、不斷放大槓桿的誘惑(頁167)」。
且儘管這場土地熱潮的模式,與早期的快速成長相似,但背後的槓桿操作與金融投機的規模卻是前所未見。當時的美國金融業已全面鬆綁,搭配兩黨一致力推的住宅自有率政策,使2004年全美的自有住宅率衝上69%的高峰,並創下歷史新高。
在這股狂熱的十年間,全美房貸總額成長超過120%。其中,還款能力最弱的「次級貸款者」,其貸款規模更是急劇膨脹。作者指出,投資銀行急於從地價持續飆升中獲利,設計並銷售了一連串令人眼花繚亂的金融商品,如不動產抵押貸款(MBS)、債務擔保證券(Credit Default Swap,簡稱CDO)、信用違約交換(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簡稱CDS)。涉如其中的各方無疑都是貪婪的。銀行、借款人、決策者都過度擴張,助長了大西洋兩岸的金融泡沫。
日本為什麼失落了30年?
再以日本失落的30年為例,作者歸納整理了其原因,在於以下幾項有利於不動產飆漲的溫床:日本稅制對土地格外寬鬆(土地多半是依據幾年前的估價計算,因為地方政府更新地價的速度非常緩慢;企業發放股息時要課稅,但出售不動產的資本利得卻免稅)、刻意壓低匯率以利出口、為重點企業與外銷產業提供低利融資,以及政府嚴格限制民間投資其他的金融資產,或是購買海外資產,以確保民間儲蓄都保留在國內(頁181-182)。
根據作者的分析,大幅降息與金融鬆綁這兩股力量的結合,不僅將房地產市場推向新高,更讓土地與信貸之間的連結變得更緊密。對日本的大型銀行來說,1980年代公司債市場的突然崛起,意味著原本依賴銀行借款的大企業可以轉向債市融資,銀行不得不尋找新的放貸對象,而這成了難題(頁186)。
之後,惡性循環就此展開:地價上漲後,企業可取得更多融資,而借來的資金又有很大一部分拿去買地與房地產,進一步推高了價格。銀行的放款標準越來越寬鬆,地價飆漲又讓土地成為更有利的避稅工具(頁187)。
作者認為,銀行與企業的資產負債表惡化,最終演變成日本始終未能完全擺脫的長期經濟低迷。地價下跌所引發的反覆惡性循環,使原本的景氣榮枯週期,變成長達十年的經濟低迷(頁197)。
此後,日本土地泡沫的破裂及引發的經濟動盪,一路延續到21世紀初,並開始與另一項日益嚴峻的經濟問題交織在一起:少子化及老年化(頁200)。然而,縱使日本今天面臨種種挑戰,作者仍然相信,土地泡沫及其破滅所帶來的麻煩,仍是斷送日本當年驚人成長動能的最大元凶。這場緩慢持續的衰退,讓國內所有的其他問題都變得更棘手(頁201)。
三、未來利率水準高低,將是最重要的市場變化觀察指標。作者特別強調,在供給受限的超級明星城市,房地產價值對利率的變動極為敏感。由於土地不會折舊或損耗,且土地價格是取決於長遠未來的現金流和經濟條件。
所以,當利率上升時,這類主要依長期收益的資產,價格往往會大幅下滑。因為當土地的預期未來收益並未改變,但政府公債等避險資產的報酬率卻提高了,將使得土地相較之下不再那麼值錢。但在利率下降時,情況則相反。投資人可從土地獲得豐厚,又極長期的現金流,使其成為極具吸引力的投資標的。
以上分析表示:當房價上漲,卻無法促使住房供給增加時,金融體系的穩定性將更容易受到威脅。特別在那些供給受到嚴格限制的地區(多半也是生產力高、房價昂貴的城市),房價對貨幣政策的突然變動最為敏感,不論是升息或降息皆然(第311頁)。
最近,已經有多個國家開始升息。其中,最受全球投資人矚目的,就是有越來越多專家相信,FED極有可能會為了解決居高不下的通膨問題,而選擇在今年就「升息」。果真如此,投資人恐怕真得小心應對可能的高槓桿的風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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