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式作風強烈、同事間對話粗暴 台灣首位登上Google I/O擔任講者的他受衝擊

而或許我自己的歷程，也可以給各位讀者做為一個參考。我和大多數在台灣受中學教育的人一樣，必須在高二做出選擇，成為一腳踏進理組的學生，但從小到大在各種性向測驗中，我一直是理性與感性各半的人，每次測驗的結果都是「文理都可以」。

造成這個結果的原因，除了先天性格之外，還受到家庭背景、求學經歷和自身興趣的影響。

大約80年前，我的外公林鐘隸先生在日本上市公司兼松株式會社擔任經理，待在日本很長一段時間，後來回到台灣，也持續與日本往來，投入台灣、山東和日本三地間的遠洋漁業生意。

1984年，他響應台灣政府和美國一起發展半導體的政策，拿出一筆資金成立矽品集團。所以我外公一直以來都只會講台語、日文和山東話，他是聽不懂國語的，外婆也是完全不會講國語，但日文超強的狀態。

文化衝擊可以打開世界觀

大學畢業後去美國念書，我又陷入另外一個極端裡。儘管小時候曾經去美國玩過，但我第一次感受到強烈的文化衝擊，就是去美國攻讀碩士的時候。當時我在史丹佛大學念書，不只是課堂制度完全不一樣，西方師生互動的方式也和過往經歷不同。

台灣人非常尊敬師長，會說老師、教授、醫師好，有下對上的感覺，但我的外國同學是「水平式」對待師長，會直接叫老師的名字，比如說老師的名字是麥克，同學有什麼疑問就會說：「麥克，我有個問題！」老師也不覺得這有什麼。

但對我來說這就很顛覆，因為我們從來不會直呼爸爸、媽媽、老師的名字，美國人卻認為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在成年之後就是平等的，沒有誰需要依賴誰，稱呼上自然不受拘束。

拿到碩士學位、加入Google，開始投入一些專案後，衝擊又更直接了。

我和來自全世界的人合作，尤其網路科技公司在當紅的狀態之下，一切都講求快速，美式作風又更強烈，同事間的對話都很粗暴，「不要」、「你做的不對」、「我今天不想看到你」這些東方人聽來不客氣的話他們都會直說，但同事並非對你有惡意，他們只是就事論事，希望快速解決問題。

（本文出自《AI世界的底層邏輯與生存法則》作者：程世嘉,蕭玉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