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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台灣:屏東篇1】張曉風/南天、南地、南人、南物(上)

2019-03-21 06:01聯合報 張曉風 文˙圖片提供

屏東是台灣本島最南方的都市,是全台灣最狹長的縣市。屏東有黑珍珠,有櫻花蝦,有落山風,有墾丁春吶……作家如何訴說屏東家園?今起〈文學台灣˙屏東篇〉,邀請六位作家書寫文學的屏東。(編者)

張曉風攝於老家前。(圖/許清河攝影)
張曉風攝於老家前。(圖/許清河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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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曉風在屏東的故居,正由文化局整修中,昔日眷村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拆了,這是少數留下...
張曉風在屏東的故居,正由文化局整修中,昔日眷村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拆了,這是少數留下供參觀的。(圖/許清河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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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四十三年,我十三歲。

那個暑假,我覺得自己是全台灣最悲慘的小孩了。

這樣想,真是不知天高地厚。那年頭,打完北伐打抗戰,打完抗戰打八路,多少人妻離子散,骨肉崩析,我渾然不覺,只一徑自憐。

什麼事使我傷心鬱卒惶惶然不知何從?原來,我必須離開台北了。台北,那時候我已住了五年,是我出生以來住得最長最久的城,其他的城,長則住兩年,短則住幾個月,日子過得像一隻小漂鳥。

台北極大,小孩如我慢慢竟也摸索出在這個城裡生存的訣竅。譬如說,放了學,從北一女步行到汽車站去坐十號公車,半途經過新公園,便不妨跑進博物館去蹓躂一下。博物館也極大,我一般只停留在一樓,正中間那裡。像中了魔似的,我會走到一隻雲豹的標本前站住,我猜那標本是日本人製作的,那隻雲豹一點也不美麗,毛色黯淡,眼睛假假的,體型跟貓差不多,我不知道自己迷上牠的哪一點,只知有空就想去看牠一下。我猜想,我是預知有些生態的大浩劫要來,身為小孩,說不清楚,甚至想不清楚,我也不把自己和雲豹的約會告訴任何人,總覺得其中有些神祕的默契是不宜讓第三者知道的。

台北讓我最不捨的當然是北一女,在我看來,同學幾乎個個都是才女。更奇特的是,這些才女中有些竟然身兼絕色美女,上天有時厚愛某些人,真是教常人不知說什麼了。我班上有位姓羅的同學,是一位瑩潤似古玉的美麗女子,我有時看她都不免看呆了。

然而,我要離開了,我要離開了,父親調職到鳳山,眷舍會安排在屏東──而屏東,屏東又是個什麼鬼地方啊?

我是個小孩,其實能擁有的不多,要說割捨,我哪有什麼可以稱之為割捨的割捨。但不知為什麼,心中既痛楚又不甘,為什麼?為什麼我不能再去看雲豹標本了?為什麼好不容易在校園某叢幽篁中發現的可以坐下來看書的「大石頭基地」再也不能去獨享了……

母親因為娘家有錢,又深得外公寵愛,所以在過日子方面不太能幹。但她有一事卻十分厲害,她擅長綑行李,利利索索,像搬家公司聘雇的專業高手。

我那時小,凡事不懂往深裡想,搞不清楚媽媽為什麼那麼善於綑行李,綑行李這種絕活現在已經消失了。從前逃難或旅行都得自己帶著棉被(連故事裡的崔鶯鶯去跟張生幽會,也都扛著自備的棉被呢)。家裡貴重的東西放樟木箱或皮箱,其他雜物就用粗繩加毯子或油布綑好。綑時要有技巧也要有力氣,否則長途顛簸,準會一路散落。

我後來由屏東去台北讀大學,母親還幫我綑過幾次行李。我看她那嫻熟老練的手法,忽然悟出來了,哎呀,這裡面藏著許多悲慘的細節哪!母親嫁給軍人,父親成天東奔西走,中國土地那麼大,母親只好跟在後面追隨先行部隊。那時候,除了要帶小孩,當然還得帶行李,要帶行李就得會綑行李,我猜,母親在十年的逃難生涯中大概綑過幾百次的行李了吧?

但,民國四十三年搬到屏東,那以後就沒有再搬過家了。我從來不知道,那竟是我們家最後一次搬家。母親的搬家本領後來也就沒有機會再展現了。

啊,如果我能預先知道那是我們家最後一次搬家,我會更珍惜吧!但,世上又哪有「早知道」這件事呢?

我們到了屏東,從火車站換汽車往家方向走去,途經中山路──中山路?好像每個城市都有,而且,它一定是最大最長最直最堂皇的一條路。可是,屏東這條中山路有點離奇,它的兩側居然是稻田!我家在台北的第一個落腳處就在中山北路二段的一條巷子,台北的中山北路可氣派哪!

我們住在勝利路上,勝利路和中山路垂直。

「勝利」這兩個字有點令人悲傷,大概是內戰中一路輸得太慘,這個村子就命名為「勝利新村」,挺阿Q的。光是勝利路還不說,每個巷子也都像一家子兄弟排行似的,紛紛跟「勝」有關。我們家住的這棟叫「永勝巷五號」,大人吩咐我們要把這地址背下來,大概怕我們走失。其實,他們是多慮了,在這條路上轉來折去,不管是「得勝巷」、「必勝巷」、「勝義巷」,小孩只要說得出自家父親的名字,就自有人會帶你回家。

啊,許多年後,出了門,因迷路回不了家,坐在警察局裡發呆的,反而是父親啊!好在母親報了警,去把他領回家來。

剛到屏東的那天是個禮拜天,家裡百廢待舉,而以我為首的六個小孩也幫不上什麼忙(小弟才一歲),正愣著不知該做什麼,父親的衛士悄悄來跟我說:

「這屏東呀,你非得會騎腳踏車不可,靠走路,會累死人,公共汽車又不知多久才來一班!」

呀,這事可嚴重了!雖然現在是暑假,不必上學,但以後如果要走路上學,可不太好玩。

「你爸爸給你買了一輛腳踏車,現在,我就帶你去公園練車,不難,一下子就學起來了。」

我有點害怕,想像中自己會摔得鼻青臉腫。

這衛士名叫李振俠,去年秋天我還在郭漢辰的陪同下,去高雄他家看過他的遺孀。

「不用怕,我扶著後架,不讓車子倒,你很快就會了!」

爸爸買的是輛28吋的男用車,他相信再刷一層漆會更具保護功能,就刷了極其難看的藍色漆,我煩死了那顏色,卻一點辦法也沒有。好在那時代不懂十三歲可以有「叛逆期」的特權,也就逆來順受,乖乖不語。

那天,我們去了公園,太陽雖大,但公園樹多,還算涼快,四十分鐘後,我學會騎車,於是,就現學現賣騎著車回家了。

這位李振俠是同鄉,他和父親的司機在院子裡各有一間房,父親平時住在鳳山的步兵學校,偶然回家,衛士和司機便跟著回來住。

投資四十分鐘就學會了騎車我很得意,麻煩的是我居然還不會上車,車太高,又有男式車子的大橫槓,實在難上。有好幾年之久,我都是把車子先用四平八穩的後輪後面的老式長方形車架架好,然後爬上車坐端正,再用身體向前急傾的力量逼得車子往前衝,然後上道。

如此古怪的騎術居然也讓我在學校裡交了些朋友,我的車子不好,但有些同學連不好的車也沒有,能搭我的便車,也算一件小小的幸福事件了。

糊里糊塗上課兩個月之後,我這才恍然發現,原來我周邊有四種人,客家人、閩南人、外省人和原住民。我好像比較喜歡客家老師,因為他們的發音比較容易聽懂,閩南老師和外省老師就要碰運氣,他們南腔北調,各自表述。

客家同學在學校有一項有趣的特權,她們可以遲到早退,遲到只偶爾發生,早退則高達百分之八十。我指的不是上課,而是升降旗。每天升旗時,如果火車不誤點,她們都可以準時到達,她們幾乎都住在內埔和麟洛那兩個村子。她們大部分姓鍾或姓曾,少數姓羅或梁,降旗的時候如果碰到校長太熱心於「諄諄善誘」,就有老師會宣布:「趕火車的可以先走!」哇,一時但見眾閨秀背著書包撒腿就跑,三秒鐘後就全然不見蹤影。那時候我一度很羨慕可以不甩校長、飛奔遠颺的特權,後來想想,要拿到這份特權,付的代價可也不小呢!

和北一女時代相比,我的功課變好了,幾何尤其好,都是拜客家籍老師講課清晰之賜。有一次考試,我只有98分(平時都考100),氣得跑去找老師理論,他笑了,說:

「你全對,但你為什麼把等於號=寫得像阿拉伯字的2,我扣你兩分,你會永遠記得。」

我沒話說了,而且,真的就永遠記得了,兩橫就是兩橫,把兩橫寫快了連了起來,那是「不準確的=」。

我有點喜歡上精準,包括打靶射擊,但體育課我卻視為畏途。環顧屏東女中,四周運動高手如雲,「三鐵皇后吳錦雲」就是我同班同學──不過,她出現的時間不多。

學校有塊宿舍區,那個方位常會走出些長得黑黑的同學。我搞了很久才弄明白,原來他們都是原住民,非住校不可,他們要回家,得走上一天以上的路程呢!

通往宿舍區的路上有一小片林子,樹都極高大,有事沒事我常愛去走一趟,為的是抬頭看看那些在大樹間跳來跳去的松鼠。

生活裡最可怕的事是我從來沒有料想到的,原來我們得種菜,每人分一塊菜畦,大約一公尺乘二公尺,種些長江豆或菠菜。種菜已夠可怕,摸泥土已夠可怕,拿鋤頭已夠可怕,但最最最最恐怖可怕的是,我們還得擔著木桶去廁所挑人肥來澆地,天哪!

這,就是民國四十三年的屏東。不過,自己種出來的青菜,真的很好吃。

在屏東,每件事幾乎都可算奇遇記。

有一天,有位趙友培先生從台北下到屏東來演講,此人我知道,他是文藝界人士,看性質,是來「賑文化」給貧瘠地區的意思。但令同學大為驚豔的不是趙先生,而是本地的配角郭良蕙女士,她身材窈窕,長髮披肩,明眸皓齒,穿一身碧綠,非常鮮豔的碧綠,大家都因她而屏息。那時,他的丈夫是空軍飛行員,飛行員妻子的「美麗指數」平均而言,一向都要比其他軍種高多了。此人一輩子特立獨行,完全不在乎別人側目不側目,晚年卻因兒子作了牧師而跟著慈眉善目起來,倒也是一奇。

假日父親會帶我們去較遠的地方走走,如三地門、大貝湖(那時還不叫澄清湖)、旗山、美濃、六龜、紅毛港,這些地方除了大貝湖我們承認它是「高雄版圖」,其他地方我們都視為「屏東領域」。交通工具有時會乘坐「大火車加小火車」,後者是台糖的產業路線。用父親的語言,他說那些走動不叫「玩」,叫「研究」,我們小孩都煩死了他的「古板」,但三地門黑色頁岩建築卻讓我終生不忘。有時連作夢都會夢見自己住在那樣一棟小屋裡。

說起「糖廠」,那又有一車子話好說了。在百年前「反日義士」的論點裡,「反日本強迫台灣農民種甘蔗」曾是熱門話題。日本自己的緯度難以種甘蔗,有些外匯,就叫台灣人去苦一苦。紅茶,也曾是殖民產業。非洲人是賣到美洲才變成「奴」的,「唐山來台的華人」卻是好端端坐在自己家裡就變成「茶奴」、「蔗奴」、「兵奴」、「性奴」了。當年台灣農人不愛種甘蔗,因為認為會傷害土地。1945以後台糖算是台灣有朝氣的企業,台灣很多縣市都設糖廠,但我總認為屏東糖廠才是最正宗的糖廠,當然嘛,我相信甘蔗是越南方越甜。附帶說一說,我當年在大片甘蔗田裡所看到的是綠莖甘蔗,而不是攤販常賣的那種紫莖甘蔗。

抗戰時期的愛國歌曲中也會特別提到「台灣糖」,糖,這個產業台灣農民當年雖在反抗聲中屈服了,但後來1945易幟之後糖廠畢竟也算個好公司。只是糖價在李登輝時代因不敵國際糖價而忽告式微,台糖努力想以養豬或經營超商等方式來維生,但畢竟逃不過衰萎的宿命。而台糖釋放的大筆土地又造就另一批人的大富與猛貴,這都不關我事──對我而言,值得懷念的仍是糖廠福利社裡所賣的美味純正的紅豆冰棒,以及整個糖廠眷舍嚴正舒適而又內聚力極強的人際關係。(上)

張曉風在屏東故居院子裡,她說:磚牆那邊是4號,住著劉伯伯一家,劉伯伯雖是退休的將...
張曉風在屏東故居院子裡,她說:磚牆那邊是4號,住著劉伯伯一家,劉伯伯雖是退休的將軍,為了生計也只好自製煤球來賣,我私下叫他為「煤球伯伯」。長大才知道這位名叫劉放吾的將軍大有來頭,在抗日戰爭中是孫立人的手下驍將,曾於滇緬戰爭中立下大功,救了數以千計的英軍性命,英女王曾努力尋此人以求報恩。(圖/許清河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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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台灣墾丁櫻花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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