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兩岸文化交流滿十年研討會，歷史學家黃仁宇夫婦來台北，我跟幾位記者在福華飯店與他們午餐。黃仁宇有段談話我多年後想起來仍然非常動容，「我這一生最敬佩的還是蔣委員長。」一個歷史學者簡直不管當前的政治正確了，還堅持他自己的「大歷史」觀點，還要說蔣介石的好話，我感覺黃仁宇把握畢生最後一次跟記者談話，他吐盡所有的蠶絲。

有一陣子郭伯母張香華病了在醫院，那時我常跟柏楊吃飯。在忠孝東路總督西餐廳吃牛排，潔白的餐桌使我想起了黃仁宇。我提起黃仁宇的論述指出中國對抗日本的戰爭，日本早已維新多年，槍炮彈藥軍備不說，整個日本社會已經現代化了，而中國浩然大地，物質經濟條件卻與明朝相差不了多少。

柏楊聽過良久一聲長嘆才說：「他說得對，但我不能同意他對蔣的評價。」柏楊受過兩蔣時代箝制言論自由的創痛，監牢十年。「他是既得利益者，」柏楊指的是黃仁宇畢竟是出身蔣介石系統下的軍官，他的歷史學角度脫離不了自己的感受與經驗，正如黃仁宇所寫《關係千萬重》，儒家出身的他對於行伍長官的孺慕，人情關係又緊緊嵌入歷史演變當中。柏楊又說：「我也是既得利益者，我們都是。」他不能忘記自己是救國團文人的出身，這一頓飯吃得有一點沉重。日後，香港舉辦「柏楊國際學術研討會」，好友歷史學者唐德剛開幕演講，預言中國歷史要進入完整的民主，必須經過「歷史的三峽」，一重又一重江流激湧，從馬關條約甲午戰爭受辱以後的一百五十年才能完成歷史的三峽。唐德剛說他跟柏楊年輕時代非常崇拜蔣介石，他們那個時代年輕人的「次文化」，「領袖、偉大的領袖」。柏楊在座下頻頻點頭，那時我才懂得，上一代的歷史學者所經歷過的大歷史情感上有多重深層的愧疚，有時候他們急急湧到浪頭上，為歷史盡力時，豈知一個浪頭下來，迴旋為潛流。

我知道這一生，柏楊覺得自己最不可能辦到的是建立綠島人權紀念碑，而他辦成了。1999年12月9日晚上，委員會的人太高興了到島上KTV唱歌慶功，柏老獨自留在旅館，湊巧我也在旅館門外觀賞星光。我們酣暢長談，他說那一晚是他見過最美的星夜，在這個曾使他困頓的島上，終於有了他的「流淚碑」。

我常看到他悔恨交集，也常看到他發出孩子氣的驚奇。比如張香華生病時無法到日本出席她自己的詩集發表，柏楊、我與友人邱秀堂三人同行，他看到一生憎恨的日本人一見到他們謙恭有禮的樣子，他就真的愛上他們。

柏楊是因為奔走於人權紀念碑的重建，才真正跟當政者有所往來。經過了李登輝的支持，其後出任中華民國陳水扁總統任內的國策顧問。晚年的他健康狀況不佳，張香華很用心變化口味做了很多菜，他最愛吃煎羊排沾薄荷醬，最愛喝可口可樂。陳水扁執政以後，台灣經濟走下坡路。有一次他大罵我不懂得餓肚子是什麼滋味，他生我的氣多半是生年輕人不懂事的氣，我也對他很不孝，沒有在陳水扁發生兩顆子彈以後，買可樂給他喝，好好的安慰他。2004年以後我可以想像他的內心有多麼痛苦與煎熬，他沒有說出口的是，即使是他坐了十年的政治牢獄，他仍覺得自己背負著跟黃仁宇相同又不同的外鄉人原罪，他遭受好友陸鏗在生日會上的批評，說他為何給陳水扁當國策顧問。他回答得很好，他是做中華民國的而非陳水扁的國策顧問。此時我仍想到他一看電視有謀殺案或打鬥的電影，會坐得很近很近，老看到入迷，那時他不是柏老，是「小獅子」（他的乳名）。他真的愛我們，我也愛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