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恒／開南大學健康照護管理學院籌備院長（桃縣蘆竹）
一九九○年代初期，安非他命入侵台灣，時任法務部長的馬英九先生於一九九四年陳報行政院成立「中央反毒會報」，以「減少供應及減少需求」為反毒主軸，結合政府及民間團體全力解決毒品問題。一九九四年到二千年間，毒品緝獲量大幅減少，吸毒人口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可見「兩減」政策是奏效的。
二千年後，海洛因及新興毒品（俱樂部濫用藥）逐漸取代安非他命成為主流。但中央反毒會報卻於二千年遭到裁撤，以「提升位階」方式併入行政院治安會報，導致當時許多政府單位及民間團體憂心反毒不再被重視。巧的是，二千年取消中央反毒會報後，卻正是第二波毒品高峰期的開始，換言之，政府對毒害問題正視與否，與毒品的氾濫程度有很直接的關係。
台灣面對新一波的藥物濫用問題，因為共用針具造成愛滋病傳播，因而在毒品防制政策中加入「減少傷害」策略。
「減少傷害」的中心理念是減少犯罪率、減少傳染病的傳播、減少家庭與社會的問題。但是，比較遺憾的是，這兩三年來，台灣的毒品政策雖然號稱「三減」，但似乎就只有單一的減害政策，沒有再看到其他的毒品防制策略。
總結我國目前推行的減害計畫與國家整體毒品政策之間，有如下問題：
一、病犯模式與美沙冬替代療法，在法律上確實有其扞格之處。興奮劑（安非他命、古柯鹼）成癮者無替代療法，而抑制劑（海洛因）成癮者卻由政府提供合法替代藥品，兩者間戒毒處遇不同。法律為國家執行政策之基礎，吸毒者之身分應及早定調，如以病人視之，則使用替代療法自無疑義；如以病犯視之，則應思考不同之治療處遇，俾名正言順，以求事成。
二、目前替代療法太強調藥品（美沙冬）的提供，而忽視精神治療及社會復健的重要性，且漠視所需醫療、社會及人力之龐大資源與成本。
三、針具交換計畫的重點在於「交換」，應加強執行回收，否則不啻製造更多流落在外的不潔針具，造成更多公共安全危害問題。
四、減害計畫原主要目的僅在於減少愛滋病，似應更客觀評估其整體社會之成本效益，而非只考慮部分機關執行的方便及少部分人的利益。
五、新興毒品亦常助長愛滋病之傳播，就減害觀點，政府應加強管理醫療使用之管制藥品，避免流為非法成為新興毒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