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1日，星期六，白天表訂回報社值班，那天剛處理完一套新聞，心情很輕鬆。眼看六點一到就可以閃人。衡倩突然到我身邊，低下頭小聲說：「等下下班前過來一下，有事交代！」

既然長官交代，下班前就乖乖向衡倩報到，衡倩拿出幾張光碟，和一張不知從那個討論區上列印下來的文章，簡單交代了事件的始末：

「這是三立今年年初做的二二八專題報導，凌嘉在日誌裡回報，他們把南京大屠殺或是別的事件的畫面，接到紀錄片裡，當作二二八屠殺的畫面。有人已經在他們的網路上質疑了，你拿回去看一下……」

踢爆三立 擬定兩條路

「有這種事……」乍聽我嚇了一跳，怎麼有人可以惡搞到這種地步？用水果報的術語，這就是要「踢爆」他們嘍！怎麼做呢？

我想了想，向衡倩說可能有兩種做法：一是從這段新聞畫面裡，直接找到不是二二八事件的證據；如果第一條路行不通，第二是拿影片裡的建築、服裝等等周邊元素做旁證，證明這段片子不是二二八事件，但後者證據力比較薄弱，能不能用來踢爆，會不會被反駁，都在未定之天。

一手奶瓶 一手遙控器
　
不管走那條路，都要先看片子再說，拿到之後碰上太座從坐月子中心回家等等事情，放了幾天，一天晚上，一手餵著孩子喝奶，腦袋想起這件事，就一手奶瓶、一手遙控器這麼看了起來，一旁準備了紙筆，記下「問題畫面」的time code。

那段驚悚畫面第一次出現時，我心頭一驚：「應該就是這個了！」倒帶反覆看了幾次，記住內容，接著再往下看，找找有沒有其他內容。看完三分之二，心裡有底了，這一段畫面，一共出現六、七次，有時當作主持人口白的背景，有時用在敘事，最明顯的就是基隆港屠殺那一段，旁白和內容幾乎是一一對應的。

其他還有些一閃即逝的畫面，例如一個持槍軍人在一處荒郊野外，槍斃一名犯人；一群屍體堆疊等等，但出現時間都極短，我決定先放過這些，抓住一個重點先查。

對準目標 每動反覆看

對準目標後，我反覆看著影片裡每一個動作：下車、押送、槍決、倒地；每一個可能出現線索的場景：犯人背後的斬標、路人的衣飾、軍人的服裝和商店的招牌，但影片實在太模糊，看不出什麼直接證據，「直接踢爆」的路子怕是行不通了。但從戴的帽子看來，那個槍決人的軍官，並不像日本人，反而有點像共產黨。

5月1日，星期二，一早帶著光碟和問題出門，找兩個「發燒友」級的軍史迷朋友，看完短片，兩人從軍官殺人使用的「自來得」手槍，是國軍的武器，認定不是南京大屠殺，而是抗戰勝利前後的國軍，但還是不能排除二二八事件。

這時我想起自己曾經在一次「多管閒事」的採訪中，認識一位近幾年都在製作紀錄片的同業，何不請她介紹專家鑑定這段片子？我電話一打，她毫不猶豫地介紹了「卓越文化」的陳君天先生———這條新聞的關鍵人物。

請教專家 果然中獎了

「你形容一下那段片子的情形」，陳君天聽完我的來意，在電話那頭問道。我一說完，他立刻接著說：「那不是二二八，而是上海金融管制槍斃經濟犯。」聽完我心頭一震，開口約陳君天先生見面談談，「好啊，那你到我這來吧！」說的是他在八德路的工作室。

謎底即將揭曉，我跳上計程車就趕往八德路，進到二樓，一頭花白的陳君天，好整以暇地坐在機器前，按下「play」鍵，跳出來的，就是這段看了好幾天的影片，比起三立紀錄片，陳君天收藏的版本時間更長、影像更清晰。用「中獎」形容那時的感覺，雖然有點對自己不敬，但追查這麼多天的事，總算有了結果，整個人突然放鬆下來。

但問題並沒有完全解決：陳君天又怎麼斷定這段是上海經濟管制？陳君天說，他曾經從四個不同的來源得到這段影片，兩個是香港、兩個是大陸，四個來源都標明了這就是蔣經國在上海進行經濟管制，俗稱「打老虎」的紀錄畫面。這個說法足以說服我，但為求保險，隔天又找了世新大學的齊隆壬老師，他告訴我這樣的標準，即令用在學術研究，也都「可以接受了」，有這一句話，我們的指控總算才有成立的基礎。

除此之外，陳君天還帶著我看了影片中的線索：首先，影片中可以很明顯地看到有一個招牌「軟硬皮草鞋料五金」，行文是由右到左，這和大陸當時的城市街景，是完全一致的。再者，影片中街道進去就是店鋪，兩者幾乎連在一起，沒有騎樓，這和中國南方，包括台灣在內的建築形式完全不同，雖然不能證明是上海，但至少可以排除是台灣了。

補充細節 再三找佐證
　
因為從影片中找不到直接證據，所以儘管大方向定了，我覺得還是儘可能補充一些細節的考證，我向電影資料館確定了官方並沒有二二八事件的紀錄片；也請研究所學長、軍史軍服專家滕昕雲協助鑑定片中軍官的服裝，他說，影片中殺人的兩名軍人，前者使用左輪槍，後者使用官方稱為「自來得」的手槍，這和當時國軍的配備是完全相同的。兩人頭戴的軍帽，是沒有帽圈的大盤帽，這種帽子是抗戰勝利之後才換的服裝，這也是斷定這張照片必定在1945年之後的最重要依據。

更重要的是，滕昕雲說，就他個人所見，從這段影片截取的照片，曾經出現在日文書籍中，書中的說明，也明白指出是國共內戰時，國軍在上海處決共產黨人。

除了軍人外，影片中還可以看見街頭有大量的警察，一位應該為他保留身分的警察歷史專家指出，片中警察所穿的是藏青色的冬季服裝，如果仔細看，其中一位衣服上，以右肩左斜的方式，揹了一條皮帶，這代表他是帶隊官。

為了不讓這位前輩有先入為主的觀念，我換了一個方法問問題，直接告訴他這是二二八事件的影像，請他替我看看警察制服。

「你說是二二八，我覺不太對耶！」這位同時精研二二八歷史的前輩果然功力深厚。他說，影片中警察數量很多，又有帶隊官，顯示片中的警察還能維持相當的組織，但這和二二八當時的情形很不相符，因為發生軍民衝突時，陳儀在頭幾天就下令警察全數撤退，不准正面面對民眾。當時許多警察甚至撤退到山裡避難，但這段影片中竟然還有這麼多有組織的警察，如果要說這影片是二二八，最不可思議的就是這裡。

查證工作到這裡幾乎完成了，5月3日，星期四晚上，我用工作日誌回報一次進度：「almost done」，但最後還有一段要交代，就是三立的專題用到這段爭議影片時，大部分時候都打上了「阮朝日紀念館提供」的註記，所以走到這裡，阮朝日紀念館方的說法是少不了的。

找提供者 做最後查證
　
事實上，阮朝日紀念館已經在年前因為缺人缺錢而關閉，羽雯提供了一個重要工作人員的電話，5月5日，星期六晚上，我打通了這位先生的電話，做出稿前最後一次查證。

這位先生很幫忙，仔仔細細地告訴我阮朝日紀念館這幾年做過什麼紀錄片。他也明確地告訴我，三立的爭議片段的確由他們提供，但他們自己用在紀錄片中時，都有註明那是國共內戰的歷史，而不是二二八的實況。但我和他通話時，並沒有說明真正用意，因此最後出稿時，我保留了這位先生的姓名，要踢爆三立的是我們，壓力不應該轉嫁到阮朝日紀念館或這位先生身上。

放鬆太快 三立反擊了

結束阮朝日紀念館的電話，心情一下子全放鬆了，子彈已經上膛，隨時可以扣扳機發射。但事後證明，我放鬆得太快了，因為阮朝日紀念館發行的紀錄片，用到同一段爭議畫面時，並沒有如那位先生所說，加上了屬於國共內戰的註記，這也給了三立第一天可以揚言要告我們報社、索賠1億的藉口，這一度讓我非常沮喪，不是怕上法庭，是懊惱怎麼會在最後階段失手，就像水手隊布羅薩德一支全壘打，讓王建民的完全比賽破功一樣。

新聞周一見報，三立回應的邏輯是這樣：這13集特別報導做對了，名聲是三立的，新聞局補助當然跟著落袋；做錯了，責任是阮美姝的；說三立做錯，他們還要你賠1億。人間豈有這種道理？我怒不可抑。當天晚上，狠狠寫了一篇文章。

三立電視台一開始不願對228專題造假認錯，最終仍是得一鞠躬向社會大眾道歉。 本報資料照片

為文狠批 三立一鞠躬
　
5月9日，星期三，下午兩點，看到陳雅琳和三立的長官們對著鏡頭一鞠躬，我闔上電腦，心裡暗想，還有些影片考證的後續新聞不必勉強再發了。從聯合辦公大樓北棟下來，穿過南棟旁的樹蔭，轉到中山南路，葉子頂上的太陽，明亮但不刺眼，更不燥熱，散步到台大醫院買一杯咖啡，再向常德街上永遠笑臉迎人的小姐買張刮刮樂（刮開後中一百元）。

這時，心情比我更輕鬆的人，我猜不會太多。

一位好朋友在那幾天用MSN的ID點名為我加油，當時的三立新聞部，的確很像她形容的：是個邪惡勢力。但發這條稿子的初衷，是討論媒體的專業倫理，過程中的強硬批判，為的也是三立新聞部第一、二天擺明推卸責任的惡劣態度，因此一等到三立道歉，我認為我的角色就結束了。

我把它稱為「白血球的心情」，在這個事件裡，我們扮演打擊病菌的白血球（當然我們不會一直都是，有時我們也會變成病菌）。追殺病菌是白血球的天職，但一個腦袋正常的白血球並不會拿著「我殺死多少細菌」向主人邀功，因為他知道自己和染病的器官，都屬於一個叫做「新聞圈」的身體，在健康的身體，白血球原本不該有工作，只有身體病了，白血球才得天天出動，而且「成績」愈好，反而表示白血球所屬的身體問題愈大。

謹守專業 猶如走鋼索

在這起事件裡，如同走鋼索一樣，我們小小心心地，不讓評論內容有一點點偏離「媒體專業」這個主軸，因為近一、兩年，政客們面對醜聞和批評已經發展出一套「脫身公式」：

1.不回應批評者提出的內容。
2.把批評者和政敵綁在一起。
3.宣稱所有的批評，都是政爭的一部分。
4.所以「我很無辜」。

造假風波引發的政治效應，讓三立新聞部可以很輕易地祭出這個公式來脫身。所幸，真的要說所幸，三立新聞部維持了基本的格調，願意在專業場域裡和我們與社會對話。不管我們認為那套「專業邏輯」的水準如何。

很坦白地說，不得不承認，以「大話幫」為代表的名嘴們對外省人發動的疲勞攻勢，的確讓我不太敢╱想把這件事往政治方向論述（雖然第一天的特稿有寫到一點）。況且，那部分自有國民黨會去作文章，太多去呼應國民黨的論調，一來是讓自己丟臉，因為國民黨論述力實在太低：二來反而會刺激三立套用上面的「脫身公式」，讓這件事本身的意義模糊掉。

最後還有一點必得說一說的：這套新聞第一天見報時，其實就已經有精明的同業看出我們並沒有提出這段影片發生在上海的「直接證據」，也就是我和衡倩一開始討論的「兩種途徑」，我始終都只能走第二條路。所幸第二天，一位前輩製作人郭冠英傳了一張圖給我，內容是著名傳記作家「史諾」（Edgar Snow）的「CHINA」第262頁，這張圖左上角的銜牌，可以明顯看出「上海市」，這才讓我真正放心，事情沒做錯。